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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最初的梁山武装集团主要由有犯罪记录并具有与帝国军队进行暴力对抗经验的武术家组成。这也许正是《乡约》中浓厚的体育精神的来源。在梁山势力管辖的范围内，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高超的武术技巧被极力推崇，这和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这也保证了根基尚浅的《乡约》得以顺利实施。

在体育精神的推广上，一位宋朝女性的尤为突出。渔民家庭出身的阮，其三个兄弟都是梁山犯罪团伙的早期成员，无可避免地，她也加入了这个反抗者组织，并且迅速跃升为其中的重要角色，以独出心裁和剑走偏锋的办事风格而闻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宋朝文化中，女性承担社会职责的例子虽然比较罕见，但并非绝无可能。在梁山团伙组成中，不少重要成员都是女性，这正反应了底层平民对于儒家礼教思想的蔑视。并且和团伙早期人才匮乏、不得不倚仗有能力的女性解决问题有关。

在梁山团伙遭遇危机时，阮曾经数次担任代理领袖，带领整个团伙脱离险境。但她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此。早在《乡约》正式实施以前，她就在试探性地组织了以梁山为主办地的地区性体育积分赛，奠定了梁山武装集团以能力为晋升渠道的基础，也籍此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人才，加深了民间武术家的相识与联络，为日后《乡约》的奠基和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宋朝官方的记载中，阮参与了“都城之乱”，被帝国军队捕获，并在监狱中早逝。这毫无疑义是梁山团伙的一大损失。但考虑到宋朝晚期的官方史料如此混乱——皇帝为了掩盖自己在“都城之乱”中的无能，曾大肆清理事件的目击者与参加镇压的官员，并且亲自监督了史料的篡改——这一记载可能并不属实。关于她的传言仍旧活跃于此后的数十年间。从民间发掘的文字资料来看，《乡约》时代的历届全国运动会，都有着阮进行设计的影子。

（注：阮的其他事迹，见“经济”篇和“外交”篇）

《乡约》领地的设立使得民众没有束缚的情况下，设计更为精密复杂的大赛，并且邀请全国、乃至东亚地区各族优秀体育健儿参加。在赛事开办过程中，所有参赛国家——即便是敌对国——都需要暂停作战，以示对东道主的尊重。这个盛大的地区性运动会被认为是当今风靡中国的“全国运动会”雏形。很多受欢迎的比赛项目，例如俯卧撑、摔跤、划龙舟、钓鱼、越野障碍赛……都是从宋朝一直传承而来，并见证了许多传奇选手。

有人认为，这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体育赛事与《乡约》同等重要，它极大增强了区域凝聚力，并将公正与和平的信念深植于人们心中。此外，由于梁山集团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素质的同等尊崇，致使在迅速扩大的《乡约》领地里，上层女性缠足的风气昙花一现 ，很快成为了过时的潮流，为民众所抛弃。很难想象，如果这一古怪而残忍的习俗得以延续，会对十二世纪以后的中国人口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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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从不同角度研究历史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经济史研究人员认为乡约的通行离不开甩掉宋朝的沉重支出包袱、以及盐业创新所带来的大量财政盈余，但科学史研究人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梁山团伙招募了众多技术精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很多都是被宋朝帝国迫害而被迫逃亡到团伙当中的。在这个重视个人才能、鄙视党派之争的群体中，他们的创造力得到了认可，并且得到了充足的经济支持。他们对《乡约》领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以至于到宋朝末期，人们惊奇地发现，《乡约》领地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都远远高于相邻的帝国辖境。

实行《乡约》的山东河北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都高。据后来的统计，在《乡约》自治的前十年里，山东十六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比同期的京畿路要高出三倍，比最富庶的两浙地区高一倍半，人口增长则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少学者认为，这或许得益于《齐民要术》这本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