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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四章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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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过了加征奢侈税,比如之前一两印泥作价20两白银,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缴纳六钱七分银的税钱,而现在加税到了30%,就要纳税六两的税钱。

这种税是一种特别税,商品的目录非常明确。

而且收税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税,而是在街道的两侧,设立稽税房,专门厘清税款。

用尽心机和手段,其实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那就没人去证明了。

奢侈品的本质就是浪费,浪费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税,没有税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会默认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换价值和情绪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样的蜀锦川锻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样,花费了重金,结果因为缺少了认证,换来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羡慕的目光和夸赞。

拜金钱教,认为金钱是无所不能的,这本质上是对劳动产生价值的否定,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明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整体失活。

大明已经进入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靠着个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钱教进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体失活,朝廷系统性失灵,就已经不远了。

个人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朱翊钧说不好,但他已经在尽量做了,让個人的努力有所回报,劳有所得。

朱翊钧对于加税十分谨慎,十二年的时间,他就加税了两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税,这个税在民间被称之为叛逃税,背叛大明、逃离大明,交了钱就可以自由离开的税,带有十分明确的贬义,第二个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税了。

其实除了这两个加税,还有一个也是加税,那就是在松江府试行的一条鞭法。

这也是阎士选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县的原因,阎士选不是申时行、姚光启这样的天上人,面对一定会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阎士选只能逃避。

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阎士选的逃避是可耻的行为,一如当初王之诰选择了离开文华殿,不敢继续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耻,因为官场就是如此的残酷,你朝中无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过火焰山,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而显然一条鞭法的试行,就是三伏天过火焰山一样的危局。

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是将种类繁多的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一条编,折算为银两纳税;要解决的是大明财税制度的不完整,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间遗留的顽疾;要解决的是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而且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松江孙氏孙克弘说的很明白,一条鞭法就是加税,但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彻底,百姓的负担就会越轻。

越加税,百姓的负担越轻,就像是越加税越能抑制兼并一样,是个悖论,但在大明特殊的国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间定田赋三十税一之后,大明田赋看起来很低很低,但其实自洪武年间就存在一个运费的问题,那时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运到县城或者府衙,这几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粮食浪费?从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来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发劳役,运费的问题,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换成白银就简单多了。

大明每年从南衙取400万石的漕粮,南衙地方很多官员,都是带着白银到松江府,直接购买舶来粮,粮食连船都不下,直接入京,这样一来,地方衙门也卸下了沉重的运费负担,当然这个钱,四差银、丁徭银,还是要收的,只不过都落到了地方衙门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而大明的统治阶级非常明确,世袭官和官选官,和诞生官选官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而国朝这个工具,既可以捞取利益,也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条鞭法,就是要动势要豪右、地方衙门的蛋糕,是统治阶级的内讧,这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阎士选选择离开,是审时度势,也是无奈,他阎士选要是王崇古的族党,而不是普通的晋党,他也敢在上海县战斗到最后一刻!

“阎士选的逃避并不可耻,因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启来到了上海县后,才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一种负责。”朱翊钧亲自给阎士选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随着书信一起送到的,还有刚刚印出来的《官场纪实:从入门到权倾一方》。

这是肯定,也是勉励,相比较松江府这个第一战场,浙江这个第二战场同样重要,浙抚朱纨、李天宠、胡宗宪先后在浙抚的位置上,因为平倭而死,无论是严党还是清流,在嘉靖年间,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阎士选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阎士选不是不负责任,姚光启早就做出了选择,海带大王这个诨号,就注定了姚光启只能在坚持为百姓谋利这套路上走下去,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姚光启脸上有道疤,那是他为保护百姓利益的功勋章。

“陛下,归化城来的奏疏和游学札记。”冯保呈送了另外几本奏疏。

朱翊钧收到了林辅成、李贽的第二份草原游学札记,这份札记,依旧胆大包天,不过胆大包天不是指责国朝失去了灵魂,而是行为过于大胆了。

讨论的内容,仍然是宗教对人的异化。

林辅成一行人顺利抵达了归化城,绥远布政使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辅成和李贽能说点好话,三娘子作为大明册封的一品忠顺夫人,对于黄公子的身份还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辅成他们这趟游学的收获,都会直达天听,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辅成依旧批评了归化城,批评了归化城的宗教,多少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归化城附近有个喇嘛庙,香火极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开法会,林辅成和李贽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花开,河流解冻的时候召开。

草原上的春天比内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时候。

草原的法会很有问题!因为影响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参加法会了,结果就是春耕被耽误。

在大明,春蚕要吐丝的时候,哪怕是县太爷下乡,都不能鸣锣开道,因为春蚕受到惊吓,不会吐丝,甚至惊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犊,所有人都要轻手轻脚,衙门要遣衙役上门道喜,并且记录在案;

大明律明确规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门无故不得征发劳役,除非有圣旨,但皇帝一般为了避免被骂,这种圣旨轻易是不会下的。

在收割麦子的五月,县学里的童生,都会放假,就是收麦。

是保生产还是保礼法?大明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两百余年也没变过,那就是保生产。

但是草原不这样,归化城的喇嘛庙吹吹打打,法会要进行半个月之久,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前往。

林辅成直接化身为了大喷子,跑到了人家喇嘛庙里闹事,在法会上,大放厥词,怒喷这些大喇嘛不干人事,大喇嘛被骂了半天,最终还是不敢还嘴,选择了解散法会,让壮丁回家春忙。

大喇嘛本来想骂回去的,甚至发动僧兵把这个林辅成的嘴给缝上,读书人骂街,那可比泼妇骂街要狠得多,因为很多时候,大喇嘛们根本听不懂骂的什么,就知道很脏。

但是大喇嘛们看着陈末这些缇骑们默默架起了虎蹲炮,立刻清醒了起来,选择了认怂。

佛法挡不住弓箭,也挡不住火器,陈末领到的皇命就是保护这帮游学士子的安全,这个游学团无论犯什么错,也只有陛下可以审判。

草原的春耕,除了种牧草以外,就是剪羊毛,这都是必须要在这个时节做完的事儿,否则羊毛会在春风之下自然脱落,吹得哪里都是,只有小孩和妇女,是干不完这些活儿的。

而牧草因为栽种过晚,正好无法供应小羊羔出生前和出生后母羊那堪称恐怖的食量。

林辅成觉得草原人疯了,一年之际在于春,这么重要的时间,搞什么法会!佛祖能给吃给穿给用吗!简直是胡闹!

林辅成完全就是情绪输出,怎么骂的难听怎么来,而李贽则探讨了其中的原因。

李贽是以唐代诗人李约的《观祈雨》一诗为开头。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久旱无雨,桑树长不出叶子,土地皲裂,风一吹尘土飞扬,土地好像要生烟燃烧一样;人们敲锣打鼓的来到了龙王庙前祈雨。

而朱门之内的富贵人家,仍在观赏歌舞,听闻有人到龙王庙祈雨,担心春天的阴雨绵绵,使管弦乐器受潮,无法发出美妙的声音。

所处的立场不同,看待问题则不同,在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干旱之下,百姓们只希望普降甘霖,而富贵人家,则完全不必担忧干旱造成的影响,他们更加关切管弦乐器会不会受潮。

草原上普遍上存在的三月初三的法会,也是如此。

支持喇嘛们举办这样法会的贵族们,其实不必担心羊毛的损耗,不必担心羊羔营养不良,也不必担心羊羔因为母羊奶量不足而饿死,因为到他们手里的财货不会减少,大不了再苦一苦穷民苦力,骂名喇嘛来担。

林辅成大闹水陆法会之后,三娘子专门上了道奏疏陈情。

三娘子的奏疏解释了为何要在春忙的时候,召开法会。其实就是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身处其中,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人点出来问题后,才懊恼无比,如此简单的道理,之前却没人注意到或者没人提及。

皇帝的新衣里,只有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指出了皇帝没穿衣服,草原上不是没有聪明人,不是没人看出问题,而是不愿意多管闲事,穷民苦力们有再大的怨言,也传不到三娘子的耳朵里。

三娘子也是草原上的统治阶级,上情下达这个亘古以来的难题,在草原也普遍存在,三娘子做出了保证,大喇嘛的法会不会再春忙召开,但凡违逆,就责令大喇嘛还俗,把喇嘛庙烧个干干净净。

三娘子在奏疏里,再次委婉的表示,希望皇帝陛下能管管晋商,他们在草原放印子钱,已经赚了很多钱了,给边民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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